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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 |曹婷婷

編輯|趙磊

運營|月彌

陳秋原33歲了，她已婚，未育，在上海工作，收入尚可，但人生漸漸走入了一個“尷尬期”。

首先發出信號的是身體。她在一家廣告公司工作，公司規模不大，流動性卻很高，最要命的是24小時待機的工作模式，長期伏案工作讓她的頸椎曲度變直，時常惡心嘔吐。去年下半年，她因為要補辦婚禮，請了一天婚假，第二天去上班，一直加班到凌晨四點，電話里，平時沉默寡言的老公直接沖她發火了。

當時她就打定主意要辭職，工作已經觸碰到了天花板，為了這每月13000塊錢，也不值得犧牲身體、影響夫妻感情。

裸辭后，收入驟降。原本陳秋原夫妻倆月入過三萬，生活吃穿不愁，但去年初丈夫被緊急調到深圳，每個月增加了5000多元房租，加上原本就有的9000多元房貸，現在她沒了收入，還得自己掏2000多元交社保，留給兩人的生活費只剩下約5000元。

陳秋原不是沒有算過賬，讓她有勇氣裸辭的，是來自父母的幫扶——一套父母買下的上海房子租出去了，能給她帶來每個月6000元的工資外收入，父母還幫她還著每個月2600元的車貸。即便她不工作，每個月過萬的生活費，完全足夠他們夫妻倆開銷。

但她并不想這樣，都這歲數了，還跟家里伸手，多少會有些壓力。她和丈夫自覺收緊開支，以前每個月都買的衣服，現在大半年買一次，丈夫鐘愛的電子產品也基本暫停更新；以前每月光顧兩三次人均過千的餐廳，下班早就約朋友逛街吃飯，現在有時間了，反而取消了一切休閑的聚會，“不必要的開銷都沒了”。

更重要的是重新找到工作。她試了幾次，但屢屢碰壁，已婚未育的身份，“對于人家公司的HR來說就是一個炸彈”。最接近成功的一次，已經走到第三輪面試，但面試官問過婚育狀況后就沒了下文。面得多了，她找工作的信心也漸漸微弱。她還擔心，工作幾年后真的生了孩子，過了哺乳期也會被開除。

家里也催生，但她不敢生。經濟壓力和生育壓力是交纏的，“生不起，養不起”。陳秋原和丈夫商量后，決定先解決工作，之后再考慮生育。

深思熟慮后，她決定考編。社區或許是不錯的選擇，“離家近，壓力可能小一點”。去年七月，離職前，她考過一次家附近的社區。她家還在郊區，幾十個人考一個崗位，結果不太好，距離進面試還差3分。

這次，她決定全力以赴，似乎考上了，一切都能迎刃而解。但她心里也沒底，“記憶力和學生時代差很遠”。坐在家里復習的時候，人生又像回到了讀書年代，等待著一場重要的考試決定自己命運的走向。

陳秋原本不用面對這些。父母為她指過路，剛大學畢業，就安排她進了電視臺，沒有編制，但能簽長期合同，工作也比較輕松。那時候，沒有別的壓力，工資作為零花錢，生活很暢快。

待了兩年，她解了約，“年輕，實在坐不住”。直到去外面找工作，才發現生活很殘酷，“企業總會有壓榨”。

陳秋原的父母都是醫生，早年本科畢業后就分配進了醫院，工作幾十年，升到了高級職稱。現在都退了休，兩人加起來每個月有三萬的退休金。老兩口不想女兒受苦，曾經提過繼續幫助陳秋原，話題剛有苗頭就被她掐滅了。對于啃老這件事，她內心感覺到煎熬。“相當于每個月已經補貼了我8000多元，實在不好意思再問他們要錢。”

另一個原因是，公婆退休金很低，為了生活還在打零工，沒辦法給子女提供幫助。陳秋原不忍心麻煩公婆，但“如果我爸媽又出錢又出力，他們也會心里不舒服”。她朋友就是這樣的例子，女方父母付出更多，這種不平衡傳導給夫妻，倆人頻繁鬧矛盾，幾次走到離婚的邊緣。

陳秋原還是幸運的，正是有父母兜底，她比較輕松地擁有了第二次選擇人生的機會，可以脫產考編。這樣的例子并不少見，許多人走到中年，眾多煩惱襲來，肩上的負擔越來越重，在條件不錯的家庭里，“啃老”的負面意義逐漸消退，許多人不得不接受父母的扶持，才能夠得上高昂的房價和生育成本。

像陳秋原這樣，父母的退休金比自己的工資高，在這樣的家庭里，補貼子女成為了父母們的默契。

最常見的是在縣城。李曉琪今年28歲，在她的湖南老家，父母補貼子女是一件自然而然的事情。她的同齡朋友們，許多已經在父母的幫襯下，過上了有房有車有孩子的安穩生活。這樣的配置通常見于體制內家庭，父母有比較高的退休金，很多都比子女的工資更高。提前內退的長輩，還有充足的時間幫子女帶孫輩。“在老家，年輕人進體制內的工資都是很低的，那家里面基本上都是做好了給孩子補貼的準備。”

王遠今年六月大學畢業，他最近在上考公補習班，準備沖刺不久后的安徽省考。王遠的父親還有幾年退休，退休工資能達到一萬以上。他學文科，這個數字很可能超過他未來能拿到的薪水。父親曾主動和他談話，表明等他以后有了孩子，會提供經濟上的幫助。

除了補貼子女生活和養娃，老人們的退休金最多的去處是補貼子女買房。今年42歲的徐荔，她的房貸至今是父母在幫忙還。

▲徐荔父母退休后，一家人去國外旅游。圖 / 受訪者提供

在武漢當文員的陳溪，每個月工資都達不到交稅門檻。有一回，她回到家，和一位長輩聊天，對方的退休工資幾乎是她的三倍。她在小紅書發了一條感慨的帖子，吸引了上千條留言，許多人分享自己長輩的高額退休金。她覺得，老人家在那個崗位上工作了幾十年，值得這份薪水，而眼下自己的工作，幾乎不可能干到退休。她想換工作，曾被騙去面試沖業績，也在皮包公司白干過幾天，不繳納社保的工作也碰見不少，很難碰到好的機會。

相比有些年輕人一成不變的收入，許多老人們的退休金每年還在增長。25歲的盧葦，此前在青島的機構當老師，即使加班，父母的退休金也比她的工資更高。每年調整社保的那個月，她的工資還會被多扣幾百塊，那時候她剛工作，發現社保越扣越多，回家就聽到父母說起漲工資的事情。盧葦母親幾年前剛退休的時候，退休金也只有1000多塊，現在則漲到了4000多塊。

父母有能力、有意愿幫助子女，但對子女而言，“啃老”在很多時候是一種無奈的選擇。

山西人章靜，今年36歲，有兩個孩子，和父母同住。章靜的父母退休金加起來有上萬元。一家人中，章靜的工資是最低的。

她進過電廠和環保公司，最近的一份工作是社區網格員，試用期工資到手只有1000多塊，還是去年底，經社區朋友推薦，才拿到的報名資格。章靜經過筆試面試上崗，但被分配到了離家很遠的社區，有時周末還要被喊去工作，她決定放棄。在太原，適合她的崗位并不多。大學畢業的她，也不愿意去打零工，“工資很低，也沒有任何保障，可能不如照顧孩子重要”。

章靜原本以為，自己已婚已育，又有父母搭把手，再找一份工作不難。但面試了幾個月，一無所獲。有一次她面試訂單專員，過程很順利，最終仍沒通過。她追問緣由，對方稱因為她有空窗期。“這份工作又不要技術，后來面試官告訴我，他比我還要小一歲。”章靜明白了，年齡也開始限制她。

她不斷投簡歷和面試，沒有工作的時間里，父母的退休金成為了生活來源。有一回，父母一口氣支持了一兩萬的早教課費用。當時她幾番猶豫，還是覺得對孩子成長有好處，準備自己刷信用卡，父親知道后，主動提出付這筆錢。

因為帶著孩子住在父母家里，章靜平時幾乎不用花錢，每個月生活費用不到1000塊，幾乎都花在孩子身上。她自覺降低自己的消費，也不希望因為花錢產生家庭矛盾。有一年在親戚家，她買了一件100塊的打折雜牌衣服，母親指責她，“又不掙錢，光會花錢”。這種時候，她會加倍感覺到“啃老”帶來的不自由，不只是經濟上依靠他人，還有日常里的細微束縛。

但章靜有時也能說服自己。父母手上拿著錢，很容易被各種親戚朋友借走。目前倆人都各自借出了不少錢，“花在自己姑娘身上，總比花在外人身上強”。

在當下的年輕人眼里，父母們都是“苦盡甘來”，在年輕的時候受了很多苦，中年的時候遇上中國經濟騰飛，稍微抓住點什么機會，就能積累下財富，就算不能大富大貴，人生也是向上走的。

“那時候房子分的，工作分的，真的是羨慕不來。”盧葦的父母幾年前分別從手表廠和機械廠退休，因為廠里效益不算好，每個月退休工資都只有4000多塊，但已經和她目前能找到的工作收入持平了。而姥爺從卷煙廠退休，“十幾年前的退休工資就已經將近一萬了，當時平均工資才一千多”。

王遠覺得，父親吃過的苦，值得拿一萬的退休金。“我父親那個年代還是很苦的，我母親剛嫁過來的時候，我們家還是古磚搭的房子，上面的瓦還有點漏雨。”他的父親在15歲的時候就頂崗成為了中學老師，“底下的學生年紀都比他大，上課還要墊板凳才夠得上黑板”。他覺得，那時候工資很低，很多人都不愿意留在鄉里教書，父親耐住了寂寞，又評上了高級職稱，對于父親的高退休工資，他并不意外。

2019年畢業后，盧葦去了機構當康復訓練老師。周末算上加班費，工資能到七八千。但很快碰上疫情，“第一年六個月沒開門，后來又三個月沒開門，去年底碰上疫情又關門很久”。她拿了很長一段時間的最低工資。今年，生活逐漸回歸正規，但翻一翻招聘軟件，同樣的崗位，月薪四五千的變多了，“比疫情前還低，可能很多機構倒閉了”。

她決定考研。每天五點出頭就起床去自習室學習，晚上父母休息了才回家。“沒有別的選擇了。”她期望著考上研，進入學校當老師，能夠穩定一些。雖然住在家里，但只動用自己的積蓄。吃飯每頓控制在10塊錢左右，每個月自習室收費400塊，她計算過，工作攢下的存款可以支撐到考研結束。

盧葦的父母起初不理解她的決定。她的父母生于50年代末，恢復高考后沒有考上，于是直接分配進了廠里。倆人在不同的廠，后來都分到了房子。生下她后，母親休了長達兩年的產假，漫長的假期結束，又繼續回到原崗位工作。盧葦的爺爺輩都在體制內，比父輩的退休金更高一些。在她看來，父母的人生比較順利。唯一常常聽到父母念叨的，是后悔當時沒有轉去效益更好的廠，比如電廠、自來水廠，據說退休金能翻倍。

時代變化，兩代人對彼此的理解，需要經歷一個過程。但在家庭里，誰的收入更高，才能有更大的話語權。章靜沒有工作，丈夫主要負擔孩子的學費，生活開支都靠父母補貼。父母曾因給親戚擔保，賠了一筆錢，數額高達幾十萬，但兩家人至今仍在來往，甚至母親有時還會給親戚借錢。章靜沒辦法制止，“那是人家的錢，人家有支配權。況且我現在沒有工資，也得多少靠人家點”。

希望把話語權放在自己手里，也是陳秋原不愿再多跟父母拿錢的原因之一。小時候，父母對她很嚴厲，她覺得自己的童年并不快樂。長大后，她掙脫過父母的選擇，卻也難以拒絕父母的幫助，“思維上獨立，經濟上不獨立”。但她內心始終覺得，“年輕人還是要靠自己”。

大多數時候，都是父母不舍得給自己花錢，卻主動給兒女花錢。徐雯雯今年26歲，在北京一家私企工作，每個月工資到手6000多塊。住在家里，不用租房，為她省下了幾乎一半的工資。母親每個月退休金7000元，比她月收入更高。去年夏天，她手機摔壞了，在不同價位的機型里糾結了好久，后來母親直接給她報銷了，“讓我買貴點的”。

盧葦家里一個月水電費支出不到40塊錢，父母學會了團購買菜，總能找到最優惠的價格，喝水去山上打泉水，吃水果就參與軟件活動換。章靜的母親，在最節約的時候，燉排骨為了省點氣，就提前關火燜熟。父母們身上普遍存在的勤儉節約的品格，讓他們的錢最后大概率到了兒女手里。

當父輩的退休金倒掛子女的工資，承受時代壓力的年輕人，在接受父母補貼的同時，也經歷了心理上的波動。

徐荔曾被困在“啃老”的迷思里。她的父母都在體制內工作了幾十年，每個月退休金不低，加起來一年30萬。此外，公婆也是編制內人員。四份不錯的退休工資，讓雙方長輩每年都主動提供一些經濟支持。其實她和丈夫的工資也不算低，倆人也沒有鋪張的愛好。

但幾年前，她和朋友聊起天，發現朋友會固定給家里打錢，聯想到自己固定從家里收錢，她覺得“好像有點丟人”。當聊起父母幫忙還貸，也會聽見有人說“你都四十了，好意思剝削父母”。有一次和父親聊天，徐荔試探地說起這個話題，但父親的回應“特坦蕩”。“我爸說我一年就給你這么多錢，你愿意拿這個錢吃喝玩樂還房貸，花在孩子身上都行。”父親甚至和她開玩笑，說不是啃老，“這叫提前繼承”。

章靜也很無奈，“我不愿意啃老，我比誰都清楚我爸媽的血汗錢掙得多么辛苦”。因為要帶兩個孩子，丈夫也很少主動給錢，找不到工作時，她最先克扣自己。“不化妝，幾乎不買衣服。”

雖然不愿意啃老，但年輕一代很難靠自己走出困境。前幾天，2023年上海事業單位考試開啟報名，陳秋原報名的崗位限制比較多，往年只有二三十人報考，今年人數翻了倍。截止報名那天凌晨，她發現連殯儀館的崗位都有超過200人報名，她轉發給閨蜜，“太卷了”。

▲在上海，一個殯儀館相關崗位，報名人數超過200。圖 / 受訪者提供

她所報考的崗位最終報名人數超過100人，她開始動搖，“不想當炮灰了，100選1比高考錄取比例都要低得多”。放棄考編后，只能轉頭繼續投簡歷，但不限制年齡的崗位，最多的是單休銷售。“實在沒有的話單休也先去。”

報名人數的激增，陳秋原認為可能和延遲退休的討論有很大關系。“只有體制內能夠一直做到65歲，其他的私人公司很容易被裁。”對她來說，考編的時間窗口也即將過去，“感覺35-65歲不知道該怎么辦了”。

章靜每個月還要自己繳納1000塊左右的社保，如果延遲退休，她擔心領取時間就又縮短了幾年。“如果真65歲才能領的話，也許就不交了，因為不一定能活很久。”陳秋原也覺得，“只要有人在工作，就會發退休金，發不出來就繼續延遲退休，無非是怕只能領幾年就死了……”對于未來自己的養老問題，他們眼下唯一能做的，似乎也只有繳納一份社保，“想不了那么遠，先解決現在再想未來”。

根據國家統計局數據，2010年至2020年，10年間就業人口比例由70.2%下降至63.4%，預計到2050年該數據將進一步降至45.2%；而另一方面60歲及以上人口占總人口比重將快速提高，目前該數字為18.7%，預計到2050年時將高達37.2%。

一方面人口老齡化，養老金支出變大，一方面就業人口有所下降，養老金補給下降。現在老人們的退休金高，正是享受到了人口紅利，2000年，平均10個年輕人供養一位老人，到了2021年，變成5個年輕人供養一位老人，但出生率的逐年下降，延遲退休方案的出臺，讓很多年輕人對老年生活不抱期望。

不過，因為父母有充足的養老金，醫療也有保障，陳秋原的憂慮里，至少沒有贍養父輩的壓力。對徐雯雯而言，父母有自己的退休金，意味著她目前只需要顧好自己。雖然在北京，六千塊的工資并不算高，但有家庭作后盾，她仍然能存下錢，每個月還制定了存錢目標。她和母親關系親密，因為母親屬于三高人群，她現在每天都會念叨母親：“好好吃藥，多活幾年。”媽媽則笑著回答：“我努力。”

（應受訪者要求，文中人物均為化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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