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前面一系列文章中，我們集中討論了需求端促消費(詳見《提高收入才能促消費，這筆錢該由誰出?》《消費有多重要，牛市就有多必要》)，但一個巴掌拍不響，促消費也要在供給側發力。

比如在經典經濟學派看來，供給會創造自己的需求;奧地利學派的代表人物羅斯巴德甚至認為根本不存在消費低迷，企業只需要使他們的價格下跌到足夠低，這樣就可以賣出他們所有的產品了。

降價當然可以促消費，那企業為何不降價呢?

從供給創造自己的需求說起

在凱恩斯主義興起之前，經典經濟學派一直堅信“供給會創造自己的需求”，也就是說在薩伊、李嘉圖、馬歇爾等經濟學大師看來，供需是平衡的，需求不足是不存在的。

經濟衰退時，大量的企業因為產品找不到銷路而破產倒閉。面對鐵一般的事實，這些大師何以還堅信供給會創造自己的需求呢?難道他們只懂紙上談兵?

凱恩斯正是從這個問題深入下去，寫出了20世紀最偉大的經濟學著作《就業、利息和貨幣通論》;對我們而言，重新審視這個問題，有助于更深入地認識需求不足。

供給為何會創造自己的需求，馬歇爾做過清晰的解讀：

“個人的全部收入，是用來購買勞動力與商品的。有些人常常會把他的收入用掉一部分，再存起來一部分;但從經濟學的角度來看，大家都認為被存下來的一部分收入，最終目的也是為了購買勞動力與商品，其實質與他用掉的一部分的效果是完全一樣的。”

也就是說，企業生產過程中的全部成本，其實都會轉化為收入——工人的工資、政府的稅收、產業鏈合作伙伴的營收等，這些收入，或早或遲，最終都會用來購買商品和服務，從這個意義上，生產過程既制造了商品，也創造了對商品的購買力。

在經典學派看來，雖然單個產品找不到銷路的情況廣泛存在，但就經濟整體而言，供給與需求仍然是均衡的。

顯然，問題出在時間錯配和空間錯配上。今年的產品生產創造的收入，如果都儲蓄起來等到后年再消費，那么企業明年就會倒閉，工人失業，經濟蕭條。到了后年，儲蓄者也不敢消費了，供給和需求在低水平上重新達到均衡。同樣，若商品制造的原材料來自進口，創造的是國外居民收入，一旦商品出口受阻，也會導致需求不足。

凱恩斯的建議是，在收入被儲蓄起來的空擋，由政府擴大開支填補缺口，確保企業正常運轉，撐到儲蓄重新變成消費的時候。這就是凱恩斯主義的精髓，依靠有形之手調節內需，熨平經濟波動。

二戰后，凱恩斯主義成為各國宏觀調控的理論依據，在凱恩斯主義的護航下，各主要經濟體相繼迎來了經濟增長的黃金期。

成本，居高不下

同一個問題，凱恩斯的診斷是內需不足，開出的藥方是擴大內需;奧地利學派的代表人物穆雷·N·羅斯巴德不以為然：

“人們喜歡用‘生產過剩’來解釋蕭條，無論是否為人接受，這種解釋都是徹頭徹尾的胡說。企業只需要使他們的價格下跌到足夠低，這樣就可以賣出他們所有的產品了，所以，我們沒有發現生產過剩，我們現在看到了產品的出售價格低于它們的生產成本。”

在奧地利學派看來，問題的癥結在于商品價格下降不到位，之所以如此，是受限于前期過高的經營成本。成本居高不下，產品降價不到位，過剩庫存無法出清，壓制企業投資意愿，經濟就步入緊縮周期。

就我國情況看，一邊是產能過剩，一邊是經營成本攀升。從上市公司數據看，2010年以來，全部A股非金融上市公司營業總成本/營業總收入從93.1%提升至95.6%;而中小板、創業板企業更為明顯，創業板上市公司成本比從82.1%升至97.3%，侵蝕盈利能力、壓制投資意愿。

據發改委宏觀經濟研究院2016年的課題測算，2005年，中國工業總成本水平比美國高12.05%，2015年比美國高15.66%。整體上看，我國企業的用電成本、稅費成本、融資成本、社保繳費、制度成本、物流成本等全面偏高。

比如社保成本，中國企業社保繳費占職工工資總額的40%左右，高于國際水平1倍以上;企業綜合稅費負擔超過40%，超出OECD國家13~16個百分點左右;再比如物流成本，據測算，2014年，中國社會物流總費用與GDP的比率約為美國和日本的2倍、德國的1.9倍。

所以，并非企業不降價，而是經營成本高企，導致價格居高不下，再加上產品高度同質化，自然銷量不佳。這個時候，消費者不買單，不能簡單歸因于需求不足。降低企業經營成本，才能更深層次地刺激需求。

2016年，國務院印發《降低實體經濟企業成本工作方案》(國發〔2016〕48號)，分別從稅費負擔、融資成本、制度性交易成本、人工成本、能源成本、物流成本等方面提出降本目標，力爭“3年左右使實體經濟企業綜合成本合理下降，盈利能力較為明顯增強”。

多管齊下降成本

受各種客觀因素制約，有些成本容易降、可以降，有些成本不升即算成功，還有些支出要加大投入。

從近幾年結果看，融資成本降幅較為明顯，制度性交易成本、稅費負擔、物流成本不斷邊際改善，人力成本、土地成本、能源成本逐步控制增幅，研發支出、折舊費用仍要持續提升。

金融讓利，降融資成本

在諸多成本中，降融資成本最容易，受影響的主要是利潤豐厚的金融機構，波及面小，各方容易達成共識。

從A股上市公司數據看，2015年的融資成本負擔最重，財務費用占到營業利潤的34.5%，之后呈現下降趨勢，最低降至2017年的20.3%，之后受經濟增長影響，企業盈利能力繼續萎縮，財務費用占比開始回升，今年上半年為25.8%。

今年，隨著金融讓利1.5萬億的政策落地，預計實體經濟融資成本會有明顯改善，在這種背景下，融資性金融機構盈利增速仍會趨于下滑。

控住房價，控住租金

2008年以來，100大中城市平均工業用地價格持續高位運行。數據顯示，中國城市平均工業地價約為美國的25倍，而且美國是永久性產權。對于很多小微企業、生活服務業來講，租賃成本是重要的剛性支出。

2012年~2018年，一線城市優質零售物業空置率整體下滑，租賃成本整體上升。2019年以來，大量企業退出，零售物業空置率快速提升，租賃成本才得到有效控制，但整體仍處于較高水平。中長期來看，只有堅持房住不炒，控住房價，才能控住租金。

簡政放權，降制度性成本

還有一些成本屬于制度性成本，如地方保護主義、多頭監管、標準混亂、壟斷、不公平的市場準入、不成熟的信用環境等。這類成本，阻礙了資源自由流動，降低了市場經濟效率，主要通過“放管服”(簡政放權、放管結合、優化服務)進行消除，核心要義是促進市場競爭、推動資源自由流動。

其他成本，緩緩圖之

其他如稅費負擔、物流成本、能源成本、人力成本等，涉及到收入分配、效率提升、能源與環境約束等問題，只能緩緩圖之。

諸如研發支出、資本折舊等，從轉型升級的角度看，不僅不能降低，還需要持續加大投入。

轉型增效，釋放科技潛力

降成本的本質是一種利益再分配，這就決定了降成本的空間是有限的。既然空間有限，降成本就不可能成為落后企業、落后產能的保護傘。

宏觀層面降成本只是一個緩沖墊，企業發展，只能寄希望于轉型升級，要向管理要效益、向科技要效益。當前，大數據、云計算、物聯網、區塊鏈等技術趨于成熟，已經讓市場看到了科技賦能產業的巨大潛力。

從促消費、內循環的視角看，技術升級的目的，既要著力于補足“卡脖子”技術短板，就特定技術實現進口替代，又要持續降本增效，為降價留足空間。很多人不喜歡這種“內卷化”的技術升級，但內卷的目的是外卷，中國的產能是為世界準備的，通過技術升級持續降本增效，是中國制造保持全球競爭力的立足根本。

此外，我們時刻要牢記，消費品的價值構成，除了成本，還有品牌。促消費，除了降成本，還要提升品牌價值。就中國制造企業而言，品牌升級的重要性不亞于技術升級。

參考資料：

1. 吳曉華等，《降低實體經濟企業成本研究》，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，2018.

2. [英]凱恩斯，《就業、利息和貨幣通論》，北京聯合出版公司，2015.